如前所述，法治的结构性介入和能动参与是新旧动能转换无法回避的核心内容，那么以法政策学的视角观察分析新旧动能转换的法治参与，应明确如下前提： 其一，新旧动能转换之行政政策主导的必然性。
然而，如前文所述，良好的执行程序设计有助于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目标更富有效率且公正地实现。实践中，退出机制更多地存在于从传统社会救济制度发展而来的社会救助领域，此外，还包括社会优抚等领域。
加之我国社会保障政策仍处在资源配置有限、城乡差别依然存在等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些因素都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从整体上来看，更加强调内部的管理以及资源的分配，更加强调实体目标的实现。或需要经过一定的资格审查，如收入审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4条第2款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有关社会救助工作。这是有关政策执行的顶层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这些操作规程、实施方案等，都是作为内部规范性文件而存在的。
一般而言，民主评困程序会以如下方式展开： 村农村低保民主评议小组成员及组长，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总人数原则上不得少于20人。后者则应更关注权利的减损。[36]实际上，在八二宪法修改过程中，参与修宪者对国家主席制度还曾有过更多的思考。
巴黎公社之后出现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包括我国宪法，也都分别设立了国家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其国家权力配置的特质也非字面意义上的议行合一所能概括。最后，从总体上说，功能适当只是一个下位阶的技术性原理，对功能适当的判断依然不能离开上位阶的大原则。[90] 萨孟武曾论及有必要令议员兼任执行之责：起草议案者不负执行之责，难免好高骛远，而执行者因为议案不是自己起草，又将阳奉阴违，敷衍了事。这完全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
[12]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在各人民委员会的部中工作，或者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项特别委托。[41]洛克明确说过，一个国家之内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其余一切权力都是而且必须处于从属地位。
这种全权性和优越地位的存在，正是对分权原则的否定。分工与分权有何区别？这里先要从巴黎公社体制的特质开始说起。[52]在经典作家看来，西欧国家的议会已沦为嘲弄对象，而政府则僭取了所有国家权力。[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如前所述，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包括代议机关与人民的关系、代议机关与其他机关的横向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国家机关的内部组织关系。行政部门由公社组织任命，随时可以被撤换，它不过是公社的一个执行机构，既不能否决公社的立法政策，也不能以解散公社的方式与之对抗。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议会开始失去优越地位一个例证。[32]总之，体现在实践中的分权原则的要旨在于制衡，也即它不但使各权力互相分离，且又使各权力互相牵制，而保持均衡。
下来本文将首先阐述议行合一原则的缘起，并将重点论述议行合一与分权原则的区分，以及这个原则背后的政治理论，并尝试从法学理论建构的角度讨论一下议行合一与民主集中制的对比。1951年董必武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人民代表大会……是‘议行合一的，是立法机关，同时也是工作机关。
董必武还说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提出，正是针对着旧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的原则。这些建构出来的理论，都服务于对宪法第3条的解释，但它们都比民主集中制要更加具体，从而能够胜任于对宪法第3条的描述和概观。
由于当时尚不存在议员服从政党领袖的政党纪律制度，执政党与反对党议员共同反对内阁政策的情形经常发生，1832年到1867年英国有十届内阁因下院的不信任而下台。实际上，从权力间关系的角度看，我国国家权力配置上也有很多特点值得进行理论探讨。参见《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20]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国家可以而且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地行使国家权力。同注15，董必武文，第421页。诸多学者之所以对议行合一原则多有批评，都是因为他们将权力的分工与分权搞混了，以为议行合一就是反对权力的分工。
[29]这种批评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因为论者将分权和分工混同了起来，未能抓住分权原则的要领，进而错误地以为议行合一是要否定权力之间的分工。以议行合一来描述巴黎公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权力配置上的特质，的确有些名实不符。
[28] 同注25，董必武书，第247页。这种权力配置模式体现了列宁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的思想，但从法律上说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及其各部也是不同的机构，依然存在立法和行政的基本分工。
[86] 参见注③，张翔文，第298页。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建构相比，议行合一能够更好地描述我国国家权力在横向上的分配。
三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即中央国家机关在处理问题时，一般都要征询、听取地方国家机关的意见。而稍后的出版物大都将这句话改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例如《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不过，与议行合一相比，它似乎并不是一个更优的理论建构。相反，其他中央机关都由它组织产生，都要执行它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议，而且在执行法律和决议的过程中都要向它负责，受它监督。
下面先简要叙述一下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权力配置，然后重点讨论一下我国政权建制的特点，以期对议行合一原则的理解提供必要的背景。[81] 欧美资产阶级故意把他们专政的政府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个机体，使之互相矛盾，互相制约……我们不要资产阶级骗人的那一套。
例如张翔教授曾举例说八二宪法第67条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兼职禁止体现了这个原理，也即通过人员的专门化，来保证职权的落实。[77] 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首先，无论是分权原则还是议行合一原则，它们关注的重点虽在于权力的划分，但更在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在理论上被称作命令式的委托说。
[24]实际上，与议行合一相对立的不是权力的分工，而是分权。因为法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就在于梳理法条之间的关系，把握其间的实质关联，并依据法条建构出相应的概念和理论，借以达到对法律的认识、把握和理解。张翔教授的观点，亦参见钱坤、张翔：从议行合一到合理分工：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历史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25页。[35]这种有权力分工，而无分权的状态，可以用国家主席的具体实例予以说明。
[88] 参见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第112页。[74]从理论上说，对同一个法律论题可以进行不同的理论建构，例如权利概念上的意思说、利益说和法力说就是很著名的例子。
张友渔：《宪政论丛》下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25页。当然，列宁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
董必武之所以提出议行合一的概念，也正是为了将其与西方国家宪法上的分权原则相对比。（二）分权原则的要义 那么，分工与分权究竟有何不同？从政治学上说，分权原则有三层含义，一是指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这叫权力的区别（Unterscheidung der Gewalten）。
